抗議IMF的人群
冷戰後期以來，布雷顿森林機構的角色一直引起爭議。有批評指出，基金偏袒與歐美公司有良好關係的資本主義軍事獨裁者。另有批評稱，國際貨幣基金不重視民主、人權和勞工權益。這些批評引起社會的討論，促進了反全球化運動。相反意見認為，國際貨幣基金促使國家民主化的能力有限，而它的宗旨也沒有寫明要這樣做。有支持者指出，經濟穩定是民主的先決條件。
有經濟學家批評，國際貨幣基金的經濟援助都是「有條件地」批出：受援助國需要實行基金建議的經濟改革。經濟學家認為，這樣做會影響國家的社會穩定，實際上適得其反。
一般來說，國際貨幣基金和它的支持者推崇凯恩斯主义。於是，供應學派的支持者通常與國際貨幣基金唱反調。國際貨幣基金提倡把貨幣貶值，被供應學派批評會造成通貨膨脹。大部分反對經濟全球化的組織，例如課徵金融交易稅以協助公民組織，認為IMF的加深了貧窮問題，也增加了第三世界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債務負擔。反對IMF的組織各有不同的立場。例如，供應學派認為，ATTAC提出的政策，理念上與IMF的相差無幾。
阿根廷因採用布雷顿森林機構提出的經濟政策，而被IMF推崇為模範國家。然而，2001年，該國出現災難性的金融危機，不少人相信是由IMF倡議的緊縮財政預算和私有化重要資源開發項目所致。緊縮的預算削弱了政府維持基礎建設、福利、教育服務的能力。阿根廷的金融危機加深了南美州國家對IMF的怨恨，他們指責基金要為南美地區的經濟問題負責[21]。受到阿根廷經濟危機影響，現時南美地區的政府漸走中間偏左的路線，並致力擺脫商業企業對經濟政策的壓力。
另一個引起爭議的國家是肯亞。原本肯亞的中央銀行控制了該國貨幣的流動，IMF提出協助後，要求放寬貨幣政策。調整後不但外商投資大減，在貪污官員的協助下，Kamlesh Manusuklal Damji Pattni 虧空了數以十億計的肯亞先令（是為 Goldenberg scandal），肯亞的財政狀況比之前更差。
國際貨幣基金亡羊補牢的行動影響了它的聲譽：往往當國家已深受經濟打擊，IMF才伸手援助。其實這些國家出現經濟問題，通常是數十年管理不善的結果，而不為外界所知。管理不善導致國家陷入多年的經濟困境，IMF通常於這時提供協助，人們於是把經濟崩潰與IMF的介入連繫起來。政客善於轉移視線，利用民族主義和人們對IMF的壞印象，以IMF作自己的代罪羔羊，將大量利益納入得利者的口袋中。
雖然IMF成立目的是協助穩定環球經濟，但自1980年代以來，超過100個國家曾經歷銀行體系崩潰，並令GDP下降4%以上，這是史無前例的。IMF對危機的遲緩反應，以及亡羊補牢的做法，令不少經濟學家提出要改革IMF。儘管西方社會對國際貨幣基金毀譽參半，研究中心的調查顯示，各地區認為IMF和世界銀行對他們的國家有「正面」影響的比例，亞洲61％、非洲71％、北美洲62％、拉丁美洲54％，西歐和東歐則分別為64％和58％[22]。
記錄片《債與命（英语：Life and Debt）》（Life and Debt ）以批判的角度描述國際貨幣基金的政策對牙買加的影響。2011年希臘紀錄片《解放債務（英语：Debtocracy）》（Debtocracy）亦對國際貨幣基金頗有微詞。2018年的《分秒幣爭》，或譯《國家破產之日》韩语：국가부도의 날／國家不渡의 날 Gukga-budo-eui Nal則描述了甫加入OECD的大韓民國受到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的牽連，在密室政治的掌權下，吹哨者無法對國民及早預警，劇中人物甚至以國恥來描述或飲鴆止渴接受IMF安排：「至少保留住大企業與財閥，繼續壓榨大部分民眾，導致中小企業連帶破產、失業、自殺」以極端貧富差距換得IMF協助；或宣布國家破產，無法進口糧食能源等民生必需品使面臨全面大混亂失序的兩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