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1997 年，加藤典洋以 “战败后论” 为题，提示了日本 “战后” 话语的延续，揭示出战后日本社会的 “扭曲性结构”?1998 年，江藤淳撰写《二次战败》一书，指出日本面对美国再度经历一场 “战败”, 如何脱离美国?谋求自身独立成为日本反思与批判战后自我的重要问题?2013 年，白井聪提出 “永续战败论”, 将日本 “战败” 上升到国家认同与文化心理的层次，突出了日本面对 “战败” 的逻辑悖论与病理构造?2015 年，绪形康以日本与中国为对象重提 “二次战败论”, 就面对走向复兴的中国，日本将走向何处?将如何与中国交往进行了阐释?审视 “战败后论”“二次战败论”“永续战败论”, 其背后潜藏着 “自我 - 他者” 的二元性的对立?对抗的思维结构，突显了战后日本 “不可再败” 的话语结构与强化国家主体意识的自我认识，同时也昭示出日本的对外认识之中始终存在着 “中心与边缘” 的全球化或地缘化的思维结构，或将对 21 世纪的中日关系产生根本性的深远影响?
关键词：战败后论 二次战败论 永续战败论 战后日本 自我认识
提到日本的自我认识，大多数学者往往会想起频繁出现的 “普通国家”(亦被译为 “正常国家”)?它成为日本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建构国家认同的核心目标，并逐渐向 “唯一目标” 过渡?对此，崔世广指出 “日本统治阶级一边想‘否定战后’谋求正常国家化，但同时反而加深了对美国的从属和依存”, 因而出现了巨大的 “悖论”?在日本的自我认识与身份认同的背后，我们需要梳理出为了所谓的核心或者唯一目标，日本迄今为止究竟展开了什么样的逻辑推导或者理论实践?
对此，张建立基于建构主义理论，就战后日本的 “国家自我认知” 展开研究，指出战后 70 年日本国家自我认知的轨迹依次为注重国家的类属身份?角色身份?个体身份，它们构成了日本国家自我认知的主要内容?崔世广指出日本战后 70 年，先后尝试树立 “独立自主” 的目标?“政治大国” 的目标?“军事大国” 的目标，希望可以否定战后体制?终结 “战后”?戴宇则以日本学者白井聪《永续战败论》为对象，指出战后日本的核心与本质在于 “否定战败” 和 “对美从属”?田庆立?宋志艳更是直接指出，日本难以终结 “战后”, 一是囿于 “日美同盟” 的束缚；二是不愿坦诚面对 “战败” 的历史?这一系列研究皆站在政治论的立场，倾向于讨论战后日本是如何否定 “战败”?颠覆历史?突出自我的一面，也指出日本谋求政治独立却不得不从属于美国的 “悖论”?但是，他们皆不曾提到 “战后” 或者 “战败” 的问题源起何处?指向何方，不曾提到日本为什么否定 “战败”?为什么要从属于美国，更不曾追索由此而反映出来的现代日本的 “战后意识” 或者说 “自我认同” 的逻辑，并追究这样的问题或者逻辑的根本症结究竟何在?
战后日本评论家加藤典洋的 “战败后论”?文艺批评家江藤淳的 “二次战败论”?学者白井聪的 “永续战败论”, 及至神户大学绪形康教授再度提到的 “二次战败论”, 是探索日本战后国家自我认识的重要材料和核心话语，也可以成为我们理解并发现该问题的逻辑乃至 “悖论” 的契机之所在?不过，本文尝试论证这样的结构性话语，目的并不只是为了准确地把握与理解日本，同时也是为了我们自身更准确地去认识它，找到日本的自我认识背后所隐藏的?以对立和对抗为核心的西方 “现代性”(modernity) 原理，进而为中国提供一条有效应对的潜在线索?
一、从 “战败后论” 到 “二次战败论”
提到 “二次战败论”, 就不得不提起加藤典洋的《战败后论》?该书撰写的契机是，1995 年日本首相细川护熙首次承认 “侵略战争”, 内阁法务大臣永野茂门却妄言 “南京大屠杀是虚构的”?加藤认为如此截然不同的立场最为直接地体现出日本社会的 “扭曲性结构”, 即 “战后” 的内涵对美国人与日本人而言可谓截然不同?对美国人而言，战后是指 “越南战争” 之后；对日本人而言，则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作为 “远东的战败国” 开始了新的历程?该著作正文的第一个小标题是 “追溯‘战后的起源’”, 并在文中指出日本士兵被灌输为了 “自由”?为了 “亚细亚的解放” 的正当理由而参加了 “义战”, 但是它事实上却是一场 “不义” 之战，是一场 “侵略战争”?不仅如此，加藤还指出，“战后” 之所以持续，是因为日本原本应该承担起 “侵略战争” 的责任，但是它不仅没有承担，还不曾进行彻底 “谢罪”, 且始终妄图否定之?因此加藤指出，这样的 “扭曲性结构”“即便是到了今日依旧留存在我们的心中”?
日本人心理上的 “扭曲性结构”, 事实上并不是始于 “战后”, 而是源于近代的开端，即在 1853 年美国佩里 (Matthew Calbraith Perry) 将军率领舰队打开日本国门，日本由此认识到与欧美国家之间存在巨大落差?在西洋的冲击下，日本丧失了统一性的人格，自我分裂不断加剧?不仅如此，加藤认为日本人的 “扭曲性结构” 的心理到了战后丝毫没有消减，反而得到进一步强化?究其根源，就是以否定暴力?否定战争为主旨的 “和平宪法”, 实质上是在美国干涉制定?强制施行的 “暴力” 下得以成立的?
加藤提示的 “战败后” 的问题绝不是无的放矢，而是一直倍受日本学术界关注，且始终争论不休?难下定论?作为代表性人物，我们还可以提到 1985 年撰写了《战争责任》的家永三郎?究竟谁应该来承担战争责任？到了 20 世纪末，战争责任这一问题获得广泛关注?除了加藤典洋的《战败后论》之外，日本学术界还出现了高桥哲哉《战后责任论》?田口裕史《战后世代的战争责任》?大沼保昭《从东京审判到战争责任的思想》?石田雄《记忆与忘却的政治学——同化政策?战争责任?集体的记忆》等一系列著作?换言之，加藤典洋之所以关注到 “战后”, 应该说是基于世纪更替的时代愿景?日本政治的必然转型?日本知识分子 “集体” 性地关注到了这一问题的宏大背景?
江藤淳 “呼应” 这一思潮，于 1998 年 1 月在《文艺春秋》杂志上撰写了《二次战败》一文，引起日本思想界的巨大反响?在一开始，“二次战败” 被理解为日本陷入 “泡沫经济” 的困境中，是继二战败于美国之后再度败于美国，也就是自政治?军事领域的失败转向经济领域的失败?但事实是，江藤提出的 “二次战败” 是围绕日美安保条约?冲绳美军基地等一系列问题而展开的?换言之，这一问题并不是作为经济问题，而是作为政治问题?军事问题呈现出来的?
依照江藤自身的阐述，“冷战” 结束之后，日本迎来了新的契机，也就是可能摆脱 “冷战体制”, 不再依附于美国，可以推行独立自主的防卫政策，成为独立自主的 “正常国家”?但是，经历了 1994 年自民党分裂?1995 年村山富市联合组阁?1996 年自民党桥本龙太郎执政的时代更替，日本与其说走向自我独立?自主防卫，倒不如说依赖美国的程度进一步加剧，尤其是在军事领域，日本完全被纳入不断扩大且日益固化的 “日美同盟” 控制下?换言之，经历了 “战败” 体验的日本，即便是在 “冷战” 结束之后，也依旧丧失了作为 “独立国家” 或者说走向 “正常国家” 的可能性，再度败于美国之手，不得不屈服沉沦下去?
江藤淳提出 “二次战败论”, 应该说也不是一个偶然?1980 年，江藤就曾发表《一九四六年宪法——它的束缚》一文，批判战后日本的 “和平宪法” 乃是美国占领军强加给日本的宪法，日本始终未能摆脱 “战后” 的束缚?换言之，“战后” 一语令人直接联想到日本的 “战败” 或者 “侵略” 的历史，既不利于日本施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更不利于日本树立 “一流国家”?“经济大国” 乃至 “政治大国” 的未来志向?不仅如此，1991 年，江藤还发表了《和平宪法是 “新兴宗教”》一文，将战后 “和平宪法” 称为 “新兴宗教”, 梦想着日本能够推翻 “被强加的宪法”, 恢复交战权，确立主权国家地位，真正成为与美国 “对等” 的国家?由此可见，江藤提出的 “二次战败论” 不过是其一贯以来的 “反战后”“反美国” 的思想观念的延续而已?
江藤的 “二次战败论” 的本质，道尽了战后日本 “保守派” 的潜在立场?一言蔽之，就是 “反美独立”?“反美” 是手段，同时也是目的；“独立” 是目的，同时也是手段?从日本的立场来看，期望成为 “普通国家” 或者说 “正常国家”, 实则是日本走向 “正常化” 的第一步?不过，就江藤的逻辑而言，“独立” 乃是以冲绳基地为特定对象的?脱离 “在日美军” 控制的军事性独立?就此而言，我们也不禁怀疑，脱离了 “在日美军” 的日本会否在 “正常国家” 的建构中再度武装起来，再度成为亚洲国家的巨大梦魇？不可否认，“二次战败” 的思想为日本的保守主义道路提供了民族主义或者国家主义的思想基础?
二、“永续战败论” 与日本的 “两难之境”
战后日本，出现了高喊 “真正独立”(岸信介)?“战后政治总决算”(中曾根康弘)?“摆脱战后体制”(安倍晋三) 等口号的政治家，尽管他们摆出了脱离 “战后” 的姿态，但每一次的结果皆是以更加紧密的步伐跟随美国?进一步巩固了 “日美同盟”?通过这样的一次次 “抗争”, 日本永远地陷入了失败的深渊之中?日本学者白井聪提出的 “永续战败论”, 就是为了揭示战后日本政治乃至心理的 “症结” 之所在?
2013 年，东京太田出版社推出了白井聪的《永续战败论》?该书被认为 “以大胆的主张而提出了新的切入点，给日本思想界以巨大的启发；严肃地诘问了通过将‘战败’替换为‘终战’的行径是将战败事实暧昧化的统治阶层与知识分子的‘无责任’(行为)”?也就是说，日本统治阶层将 “战败” 转为 “终战”, 从而使 “日本战败” 的事实模糊化?暧昧化，否定了 “侵略战争” 的本质；对此，日本知识分子没有担负起批判的责任，白井对此提出了深刻质疑?
依照白井对 “永续战败” 的诠释，就是战后日本始终坚持着悖论式的逻辑：否认战败，就必须坚持无限度的 “对美从属”, 只要牢固地坚持 “对美从属”, 就可以持续地否定战败，由此也就演绎出 “从属支撑起了否认，否认成为从属的代价” 的独特逻辑?作为事实上的战败国，日本战后以自我欺瞒的方式淡化和模糊日本战败的事实，否定和美化日本的侵略或殖民的历史，其目的是为了谋求国家的自主性，追求与美国的 “对等” 外交，即 “对美自立”?不过，正是因为持续地否定 “战败”, 故而就不会对战争体制进行彻底的反省和清算，也不会直面民族主义或者国家主义的 “陷阱”, 从而令 “战败” 无休止地存续下来?
“永续战败论” 不仅提到日本与美国之间的问题，还涉及了日本与周边国家，尤其是与中国?韩国之间的问题?站在地缘政治的立场，白井再次阐述了 “永续战败” 的悖论：日本始终保持着 “对美从属” 的态度，喻示着 “战败” 的延续；日本决不承认对中国?韩国等亚洲国家的战败，而是认为 “战争是结束了，而不是失败了”, 以 “终战” 来代替 “战败”?如此就呈现出两个悖论性的事实：第一，为了维护自身 “不是战败” 而是 “终战” 的立场，日本就会始终坚持 “对美从属” 的立场，标榜自身乃是美国在亚洲最为重要的 “战略伙伴”, 依附在美国霸权之下?第二，日本不断制造 “历史认识” 问题或者事端，以此为焦点来树立国家认同的新身份?但是，这一否定历史的态度遭到以中国?韩国为代表的亚洲国家的厌恶，日本成为被亚洲国家抛弃的 “亚洲孤儿”?
白井为什么要提出 “永续战败论”? 简言之，其目的不仅是为了揭示战后日本完全走向堕落，且满足于极度卑微的自我安慰之中，更是为了指出战后日本作为 “国家” 的自我定位的 “两难之境”: 一方面，战后日本政治家们提出的不管是 “真正独立”, 还是 “战后政治总决算”, 抑或是 “摆脱战后体制”, 皆是为了突出日本自身的独立地位，谋求彻底颠覆美国主导下的和平宪法或者安保体制，这一点是美国难以认可?难以容忍的；另一方面，日本一直声称要强化日美同盟，托庇于美国羽翼之下，由此而构筑起一个强大的日本?这也是当下日本社会的普遍共识?日本制造了一个 “巨大的他者”, 或者是冷战时期的苏联，或者是如今的中国，“他者” 的制造与宣扬，为日本选择依附美国找到了最大的?最根本的理由?
不言而喻，日本的 “两难之境” 呈现为全球性与地缘性两大维度?如果说依附美国是日本 “全球性战略” 的核心内容的话，那么，“遏制” 中国则是日本 “地缘性战略” 的核心内容?不过，日本面对中国再度出现了 “两难之境”: 一方面，日本希望借助中国的快速发展，进一步巩固自身 “亚洲第一” 的大国地位，并希望得到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国家的认同与追随；另一方面，面对 “战败” 的历史，日本否定过去，美化历史，挑战人类的良知和底线，更刺激着中国这一曾经被日本帝国主义殖民?侵略的国家?在这一过程中，一个成功地实现了现代化的日本，一个不断否定历史?为侵略辩护却始终得不到中国的理解的日本，就此错位性地呈现在了我们眼前?
日本是否可以摆脱 “永续战败” 的噩梦？事实上，陷入 “两难之境” 的日本始终难以终结 “战后”?究其根源，就在于日本以 “权力”(power) 为根本的世界认识或者自我认识：一方面，日本希望完全抛开或者否定过去的 “战争” 乃至 “战败” 的历史，渴望成为被整个世界尊重的 “正常国家”, 由此也就要 求日本必须深刻反省过去，直面 “战败” 的历史事实；另一方面，日本希望借助 “日美同盟” 来加强自身的存在感，得以在整个世界宣扬自身的价值观念，成为美国在亚洲的代言人，而这样一来就必须以持续的 “对美从属” 为前提?
依照日本式的逻辑，在面对过去被其侵略?被其殖民的国家或者人民之际，日本期望他们可以选择性地忘掉日本人制造的 “大屠杀”, 而只是牢记日本试图 “解放” 他们的初衷，可以忘却日本 “战败” 的历史，而只是记住战后日本走过的 “和平” 道路?但是事实上，面对来自中国?韩国的严厉批评，日本却选择了一个群情激昂的亢奋状态，采取了毫无底线?毫无廉耻的挑衅姿态?之所以如此，按照白井聪的诠释，日本是将自身长期从属于美国的 “主权上的欲求不满”, 转换为向亚洲国家谋求 “心理补偿”的思想机制，故而就会越发以一种强硬的态度来对待亚洲国家?不言而喻，“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 之所以在日本国家身份的建构活动中不断呈现出来，其根源即在于此?
对此，或许不少人会报以怀疑态度，即日本式的 “战后” 以一个人类的灾难事件，而不是以所谓自 “战败” 而重新崛起的 “日本神话” 为终结?在此，我们或许可以认识到日本历史的双重性?一方面，日本希望回归民族和历史来重建 “日本” 国家的身份认同，故而需要对历史不断地加以 “修正”; 另一方面，以 “世界史”的面目而呈现出来?由此，我们或许也可以认识到战后日本的一种结构性的?病理性的精神结构?因此，日本试图 “修正” 历史，事实上就不只是日本自身的历史，同时也是世界的历史?若是日本认识不到这一点，肆无忌惮地改写历史的话，那么就会越来越陷入更为严峻的精神危机之中，也会更加被排斥在 “世界历史” 之外?
三、“二次战败论”与“中国崛起
作为 20 世纪末的“二次战败论”，仿佛为整个 20 世纪的日本画上了悲情的符号。回顾整个20世纪，日本在一开始就以日俄战争的胜利者、黄色人种的盟主而走向所谓“世界史的自觉”，而在接下来的历史进程之中，日本开始经历战争失败、国土沦丧，后又经历“泡沫经济”，始终找不到作为国家存在的“独立性”。那么，到了 21 世纪之后，日本将走向何处?是否可以脱离“二次战败”的陷阱?
对此，日本学者绪形康的研究《“二次战败论”——2010 年之后的中国与日本》，可以说第一次将“中国崛起”与日本的“二次战败论”结合在一起讨论。绪形康指出:201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越日本，2014年中国经济规模扩大至日本的两倍，这一现象不仅颠覆了日本人既有的中国认识，同时也几乎颠覆了一个世纪以来，或者说自1894年甲午战争以来的中国认识。历史证明，中国不仅不落后于日本，还一跃成为超越日本的世界大国，并将成为世界的“领导者”之一。面对如此中国，日本将走向何处,日本要如何与中国交往，日本是否会“再次战败”，日本是否会败于中国之手?
审视绪形的研究，可以分离出近代以来日本对中国的“认知模式”。首先，自1894年福泽谕吉(1835-1901年)鼓吹甲午战争是一场“文明战胜野蛮”的战争以来，不管是亲中派还是嫌中派、革新派还是保守派、左翼或是右翼，日本的对华认知大多是站在西方文明或者以日本为模本的“现代化”视角来认识中国、诠释中国。作为西方文明的先行者或者实践者，日本将中国“预言”了千万遍，亦构建起具有内在冲突性的中国认识:日本认为两国之间的政治陷人冷漠，将走向深度的对抗，故而日本断言中国即将崩溃，统一不再持续，且会成为日本乃至整个世界的巨大威胁;与之相对，日本认为中日技术合作、经济互补持续构成新的热点，也就是出现了“政冷经热”这一现象，且会沿着政治越冷、经济越热的逆向发展而行进。不仅如此，日本还认识到“对日本外交来说，最重要的课题还是中国”。事实上，不只是外交，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抑或是文化领域，中国皆是日本必须重视且需要合作的对象-- “亚投行”的问题或许是一个悬而未决的例外。尽管绪形的报告中未曾言及日本为何具有这样的心理，不过这或许就是加藤提到的“扭曲性结构”。换言之，中国始终是法国心理学家拉康(Lacan Jacaued“镜像”理论下的、作为日本的对立面而存在的一面镜子。“中国崛起”成为引导甚至致使日本陷人人格分裂症候群的“重大问题”之一。
不过，这一现象尚无法直接与“二次战败论”联系在一起。在绪形的眼中，如今日本的中国认识乃是为了接受一个“正逐渐成为世界的新的领导者的“现代中国”而必须经历的过渡现象。同时，这也是日本自主适应当下“事实”的必不可少的过程。由此，日本必然会将迄今为止的中国认识加以否定，即必须经历自我否定的、充满痛苦的一个过程。事实上，日本并不是第一次经历这样的过程。太平洋战争的失败，日本标榜所谓“解放”、所谓“正义”的价值观皆被否定，日本由此走上了竹内好所谓的“回心”的过程。 现如今，日本也正处在类似的一个时期，故而会在一定的时间内持续“回心”的心境。绪形所谓的“二次战败”就是指这样一个心理历程。“中国崛起”加速了日本人的“扭曲性”心理结构的持续，加深了日本对于自身无法实现“正常国家”的焦虑意识。不过，作为结论，绪形提到中国与日本之间的关系与其以“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来加以确定，倒不如说始终是“东亚的中心与边缘的关系”。日本的近代史就是推翻中国的地缘政治中心地位，取而代之并使中国从属于自身，再进而将自身推向世界体系的过程，而这样的“中心与边缘的关系”一直持续到了今日。但是，中国方面一直认为这一段历史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中国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也就是说，中国始终是站在“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立场，并以此为前提来把握中日两国之间的问题的。不言而喻，如何认识这样两种截然不同的立场不论是基于历史还是基于现实，都是当下的中国与日本必须面对的一大问题。
四、如何认识与把握未来的中日关系
自加藤的 “战败后论”，到江藤的“二次战败论”，再到白井的“永续战败论”，再到绪形的“二次战败论”，我们可以认识到其中一个不变的事实,就是日本的“战后”一直未曾结束。依照加藤的提示，就日本而言，二战对内乃是一场“不义”之战，难以得到日本国民的认可;对外则不曾进行彻底的谢罪，难以得到被侵略的民族或者国家的理解。因此，战败的事实也就永远地留在日本人的心中，成为战后日本“扭曲性结构”的病理之所在。
不过，继加藤典洋的论断后登场的，是围绕“战后”日本的自我认识的演绎与展开。如果说江藤淳的“二次战败论”催生的是针对日本“战后”从属于美国、“冷战”结束之后依旧从属于美国的政治性事实的批判，强调日本需要脱离美国而成为“正常国家”的主体意识的话，那么，白井聪的“永续战败论”则是直接指出战后日本政治体制的结构性问题，乃至日本国民精神的结构性病理，突出了日本国家在自我认同与身份重塑之际的内在论。由此加以推导，绪形康则是借助如今日本学术界广为关注中国的现象，提示了“二次战败”的新内容，也就是面对“中国崛起”，日本是否落后了，日本是否会在败于美国之后再败于中国之手的新问题。
换言之，“战后”的问题原本是日本应该强化反省、正视历史、面对事实的问题，而今却成为牵涉到日本的民族情绪、心理结构、内在情感，尤其是日本要如何认识自身乃至认识中国、美国或者构筑世界“大国关系”的逻辑脉络的问题。它也不只是针对过去的反思，更是面向未来的思索。审视“战败后论”、“二次战败论”与“永续战败论”，或许我们可以依照这一持续的思想或者立场来把握当下日本的政治走向。之所以提到这一点，是因为我们如今审视安倍政府的一系列举措，不管是2015年8月14日发表的《安倍晋三内阁总理大臣谈话》，还是2015年9月19日通过的“安保法案”，或者是2017 年初安倍提出的所谓“新国家”，或者是如今频繁出现的“修宪”提案,抑或是安倍如今反过来绝口不提的“摆脱战后体制”的话语，皆可以认识到日本不可避免的一个根本事实，即面对中国，日本将如何走，将走向何处。
（一）“中心与边缘”的延续
借助日本学者的“战败后论”“二次战败论”’“永续战败论”，或许我们难以理所当然地将 21世纪的中日关系视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不管是“战略性合作伙伴关系”还是“战略性互惠关系”，抑或是21 世纪的“大国间关系。事实上，绪形提出的“东亚的中心与边缘的关系”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推而言之，借助“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可以推导出平等、合作、共赢等一系列范畴或者逻辑。但是，如果依循“中心与边缘的关系”，则会推导出霸权、依附、对抗、屈服等话语模式。这样的“关系”设定将会进一步牵弓出各自的行动方式，并构筑起一种看似既合理亦合法的逻辑链。不过最为关键的，则是中国与日本始终处在“非平等”的前提下，由此而构筑起来的两国关系也就难以恢复到“合作伙伴”或者“战略互惠”的正常轨道。
何谓“国家”?迄今为止，我们在论述“国家”的范畴之际，大多是延续“国民国家”(nation-state)的范畴。不过，正如英国学者马丁·雅克(Martin Jacques)所言，中国绝不是西方意义下的“国民国家”，倒不如说是一个具有独立性的“文明国家”(civilization-state)。即便是现今日本，中国在其眼中始终是一个“超国家”(丸山真男语)的存在。一言蔽之，日本眼中的中国不是西方意义下的“国家”，与中国建立 “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本身就是一大问题，由此所谓“中国异质论”、“中国特殊论”或者 “文明冲突论”就成为日本解读中国的固有逻辑或者象征符号。
此外，亦不可忽略绪形的第二重闸释，即中日之间的关系绝对不是带有普遍意义的“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也不是独特的所谓“大国”间的博弈，而始终只是一个“东亚的地缘性”的关系。这样一来，中国就被悬置在“东亚”地缘政治之下，中国的存在价值也就不是彰显于整个世界，而是被限定在以东亚为场域的、自身与日本之间的对立对抗中，中国就只能成为一个与日本争夺“东亚”领导权的区域性存在。不可否认，这样的“地缘性”问题不过是“全球性”问题的一个缩影。但是，中国不得不因此重视日本，不得不退回到“东亚”的视城下。中国是否只有摆脱了日本才能真正地走向世界?
（二）作为“他者”的中国
田庆立曾经指出:战后日本视域下的“他者中国”，存在着三重向度: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上的“对立者”、冷战后期的文明层面上的“友好者”、冷战结束之后的地缘政治上的“竞争者”。中国之所以被如此描述，其缘由应该说在于日本始终摆脱不了 “自我一他者”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事实上，中国一直是日本不曾忘怀的巨大“他者”。21世纪初，日本学者沟口雄三(1932-2010 年)曾提出作为“第二次的冲击”的“中国冲击”这是基于东亚地缘政治而展开的重点论述;马丁·雅克的“文明国家”范畴，亦让我们感受到将日本与中国确立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确实存在着非一致性的问题。将中国视为一个巨大的他者，正是日本建构中国形象、构筑两国关系时的最大“问题”之所在。
不过，在此必须意识到日本认为“中国是什么”实质上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日本需要“中国是什么”。审视日本的中国认识。“中国是什么”的问题被无限地固化下来，呈现为以“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为代表的终极化结论。与此同时,，“中国是什么”亦成为一切有关中日关系的思考、问题意识的出发点，成为被事先预设的不变前提。也就是说，它决定了日本人对中国将走向何处的判断，决定了日本要如何与中国交往，乃至决定了一切的可能性或者未来性。不管中国如何为自身辩解，为自身正名，在日本的眼中，中国始终是如此，中国就是如此。
审视如今的形势，一方面，美国“重返亚洲”加剧了地缘政治间的摩擦与对立，使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全球化的问题”正以一个“地缘政治”的面目而出现。中国是一个可以与美国分庭抗礼的“GREATTWO”的存在，还是一个东亚区域的地缘性的存在?这一现象无疑会刺激、同时也会制约中国人的世界想象空间。那么，中国将走向何处?中国的未来在哪里?就此而言，日本可以不断地吹捧中国，亦为自身倒向“亚洲战略”找到一个充分的借口。另一方面，日本可以反过来“接受”江藤所谓的“二次战败”的事实，甘心成为美国在亚洲的代言人，并不断地制造出地缘性的政治危机来牵制中国。这一点无疑也契合了日本人基于东亚地缘政治的主体性想象，即在美国全球化霸权的框架下，日本可以构筑自身东亚“同盟者”或者“代表者”的地位。归根结底，作为巨大的他者，中国只是日本认识自我、确认自我的一个“工具”而已。
(三)根本目标在于“正常国家”
通过中国与日本的“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定位、日本学者提示的东亚的中心与边缘”的定位，可以认识到中日间的矛盾或者冲突的结构性之所在。那么，究竟要如何理解日本人的思维构造，如何认识日本的精神病理?如何把握日本国家的身份认同的终极目标?这也是如今最为紧迫的问题之一。自近代以来，日本经历了“和魂汉才”“和魂洋才”“和魂美才”不断更替演绎的时代。始终变化的是作为“用”的才;始终不变的是作为“体”的和魂。换言之，日本一方面是借助外部刺激来不断构建适应外部的“和魂”另一方面作为不变的目标的“和魂”始终处在延续与发展中。日本国家认同建构的本质即在于此，也就是始终追求着作为“体”而存在、“不易流行’的“和魂”;日本国家认同建构的悲剧也在于此，即日本始终是将自我与他者，也就是将外部的“才”与内部的“魂”对立起来，由此而构筑起自身的国家认同。
不可否认“战败后论”也好，“二次战败论”也好 “永续战败论”也好，其突出的结构特征就是自我与他者的对立对抗，或者是日本与美国的对立对抗，或者是日本与中国的对立对抗。在日本或者日本人的精神构造中，二元对立结构始终是根深蒂固的存在。不仅如此“二次战败论”或者“永绩战败论”也蕴含着难以解决、难以突破的复杂情感，也会转而刺激日本人刺激日本。尤其是到如今，民族主义的高扬、修正主义历史观念、修宪言论的横行，令日本不仅缺失了合理性的反省与思索，甚至走向了极度情绪化极度偏激化的“正常国家”的想象与行动之中。
在这一过程中，日本修宪派提出了修宪主张，认为以美国民主思想构筑起来的日本和平宪法乃是一大耻辱，反映了日本战败的事实，也是日本战败的永恒烙印。因此，主张修宪也就带有“反对美国”的潜在立场。反之，批主张维护宪法的知识分子则是希望日本国民借助和平宪法，采取间接的民主主义行动，推动在日美军基地的迁移或者完全废止。换言之，即便是拥护宪法，亦带有了“反对美国”的潜在逻辑。在此，我们或许可以勾勒出战后日本知识分子与国家主义政治观念走向“共谋”的轨迹。不言而喻，“共谋”的终极目的就是为了树立起作为“正常国家”的日本。
（四） “中心与边缘”重构下的“中心”
审视日本“二次战败论”的立场，就21世纪中国与日本之间的关系而言，应该说从中也不会推导出绝对的、纯粹的对立对抗。正如绪形所述的如今日本的中国认识乃是为了接受“将成为世界领导者”的“现实中国”而必须经历的过渡现象，也是日本自主适应这一事实而必不可少的过程。日本认识到中国复兴的现实，也认识到必然会出现的中美对抗，因此日本必须进行自我否定、心态调整。
不过，这是否就意味着日本必须首先承认中国就是大国，把中国视为难得的机遇来调整自身的对华政策，或者是站在所谓的意识形态的立场，把中国视为潜在的对手而采取对立对抗的态度?事实或许未必如此，也不会如此。在所谓的对立对抗之中，亦存在着机遇与合作:在所谓的机遇与合作之中也会出现对抗与陷阱，尤其是在“东亚的中心与边缘”的地缘性问题上升为全球化”问题的时候。日本学者似乎已经意识到应借助未来的形势来避免自身的“二次战败”，更要警惕自身的“永续战败”。
换言之，犹如“西方文明崩溃论”所呈现出来的，西方学者提出这一范畴的目的，实质上并不意味着西方文明真正地走向崩溃、欧洲中心完全被瓦解，而是为了在“否定之否定”的逻辑下树立起的“欧洲”成为更加牢固无比、更加坚不可摧的中心。“战败后论”“二次战败论”“永续战败论”的话语模式，实质上并不意味着日本的再次战败，而是为了避免日本“再次”战败，为了日本“不再战败”，为了日本可以在悲剧性的话语结构下构筑起自身的“英雄”故事，可以在不断遭受外部“刺激”或者“冲击”的背景下树立起“新日本”战略。
日本学者勾勒出日本不断经历挫折的过去、彷徨的当下，从而为日本未来谋求第一、谋求成功提供了巨大的想象空间。日本学者突出强调日本两次败于美国，日本无法谋求独立、无法实现自主防卫，也为日本政府的政治拓展埋下了伏笔。日本学者突出“永续战败论”，对战后日本的政治论加以诊断，为当下日本的政治困境把脉，其根本目的就是希望日本摆脱“战败”心理，走向新国家的重生。日本学者提示“中国崛起”给予日本的刺激与冲击，从而为日本无法摆脱美国控制的“现实”创造了一种解脱之、解决之的想象性思维，即日本可以尝试在“中心一边缘”的框架下，在美国或者中国围绕“中心”地位的对立对抗中，推动“中心一边缘”框架下的地位重构，由此树立起日本自身的国家主体性与独立性。
战后日本的自我认识乃至自我形象，或者说中国形象的建构，本质在于要树立起日本独特的文化心理或者精神结构。审视日本学者的逻辑推导，不难发现，日本始终坚持着“自我一他者”的二元对立式的逻辑，始终将西方的“现代性”原理或者自我作为价值判断的前提“为了日本”就是日本的目的的体现。至于美国，不过是日本尝试借助的“固定化”的依存对象而已;至于中国，也不过是这样的思维观念下的一个方法或者“工具而已。
不过，在此也不得不指出，只要日本“心甘情愿”地处在中国与美国之间，只要日本不放弃所谓的“正常国家”的诉求，日本的“战败”情结就必然会延续下去，日本充满悖论、扭曲性的心理结构就难以改变。若是将这一情结落实到日本的“中国形象”的话，那么，日本试图构筑的“中国形象”也就大概只能在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尤其是在如今的地缘化与全球化的政治性夹缝中，成为日本确立自我身份、树立自我想象的一种“工具”。
注释、参考文献略
作者：
戴玉金，龙岩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吴光辉，厦门大学外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和平与发展》2023年第1期